“四五年前，班上同学都觉得使用酷派智能机，也算紧跟潮流。但现在手机卖场已很难觅到酷派的身影了。”

　　在北京市朝阳区各类手机营业厅里转悠了半天，江微（化名）仍然未能在柜台找到一部曾经“流行”的酷派手机。

　　江微，曾经是酷派手机的一名忠实粉丝。她的第一部手机，就是酷派。她听某联通营业厅的店员介绍，4年前，营业厅内还有两三个展台摆放酷派手机，月销量能达到数百部，可现在店内只销售一款酷派手机，一个月能卖出几部便已不错。

　　与江微的情感一样，酷派曾是不少80后的“初恋”，曾是“中华酷联”四小龙之一。但短短数年，其手机出货量和业绩便江河日下。

　　5月31日，酷派集团发布了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未经审核的业绩。该公告称，2016年，其营收约79.94亿港元，同比减少45.5%；公司全面亏损42.10亿港元（约合人民币36.8亿元）。

　　这份财报，原本应于今年3月份发布，但被酷派集团一再推迟，亏损数字远高于酷派集团此前30亿港元的亏损预警。

　　此次亏损之巨，引来不少业内人士唏嘘。家电行业观察家刘步尘告诉法治周末记者，酷派目前受三重危机影响，在酷派生态与硬件结合效果不理想、母公司乐视的资金链问题爆发、内部高层换血、解约应届毕业生带来负面舆情等影响下，酷派的未来只会越来越糟，能否挺过2017年，仍未可知。

　　一重危机：造血力薄弱

　　从3月31日、4月3日、4月26日到5月23日，酷派陆续发布公告称其“需要更多时间核实财务数据”，迟迟未发布2016年财报。

　　5月31日，酷派财报公诸于世。法治周末记者梳理财报后发现，非流动资产总额同比减少约29亿港元，流动资产总额同比减少约13亿港元。

　　这些数据意味着，酷派集团在资产方面也出现了下降。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2015年，酷派业绩下滑已初现端倪。法治周末记者查询酷派2015年年报发现，当年营收为146.68亿港元，同比下跌41.09%。

　　并且，根据酷派发布的2017年第一季度财报，酷派在一季度的经营亏损约为4.6亿港元，预计2017年上半年经营亏损会扩大到6亿港元至8亿港元；相比去年同期经营亏损1.628亿港元，将出现较大的经营业绩下滑。

　　同时，法治周末记者发现，早在今年3月31日，酷派就已向港交所提出停牌申请。截至记者发稿，酷派股票仍然是停牌状态，股价停留在0.72港元，总市值为36.24亿港元。而去年此时，其股价约为现在的一倍。

　　在刘步尘看来，酷派连续亏损，意味着曾经的通讯巨头正在加速衰退，且这种颓势仍将继续。“之所以衰退，因为酷派自身造血能力已经不足。”刘步尘对法治周末记者分析道。

　　一位已经离职的酷派老员工赵刚（化名）向法治周末记者列举了六条酷派“造血”不足的原因：“品牌没有拉力；营销非用户导向、不够接地气、不够互联网化；渠道乏力；新产品延迟推出；原有产品性价比不高；团队动荡。”

　　在新产品研发方面，酷派也曾想过自救，高调推出双面屏手机概念。

　　此举在一位不愿具名的产经观察家看来，鉴于酷派以技术立身的雄厚基础，开发双面屏并非难事，但如何将双面屏手机推向高端的同时，又能增加销量，才是酷派需要思考的。

　　二重危机：市场冲击

　　早在2012年，酷派手机销售额突破100亿港元，2014年达到249亿港元。酷派从一个贴牌厂商，跃居成为出货量全国第二、全球第七的智能手机品牌。

　　五年过去了，在移动互联网盛行的当下，酷派被裹挟于华为、OPPO、vivo、小米等国产手机和苹果、三星等国际手机品牌之中。

　　“作为传统手机厂商，酷派面临巨大的市场压力，而运营商补贴骤降，成为压倒酷派的最后一根稻草。”前述不愿具名的产经观察家表示。

　　6月3日，法治周末记者走访北京市朝阳区多家运营商门店，一家电信营业厅的销售人员介绍道，以酷派峰尚pro为例，去年售价近1300元，运营商补贴一半，最后消费者如果办理宽带，只需支付原价的二分之一，就可以获得该款手机。

　　“但如今这笔补贴被取消了，这款手机基本很难卖出去。”上述销售人员对法治周末记者说道。

　　市场研究公司Gartner的数据显示，2017年一季度酷派的市场份额下滑至第11位。这意味着，酷派从曾经的国内行业前3名，大举滑落。

　　关于2017年第一季度的亏损原因，酷派方面发文称：“产生预计经营业绩下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而本年度本公司规划中具有竞争力的新产品尚未上市，导致销售收入规模下滑，预计2017年上半年较去年同期营业收入下滑将超过约50%；同时本集团持续投入研发及市场销售推广活动，导致本集团2017年上半年费用支出未有改善。”

　　在刘步尘看来，上述理由，的确是酷派面临的一大危机。“国内手机市场竞争那么激烈，国产手机中，华为、OPPO、vivo表现稍好，小米、TCL、联想表现都不大好。在整个行业状况都不好的背景下，酷派哪里还有机会？”刘步尘说道。

　　三重危机：乐视不是“大腿”

　　据赵刚介绍，在手机市场竞争加剧时，酷派已经看到了危机，开始寻求自救。

　　2015年，酷派将18%的股份出售给乐视，乐视成为酷派第二大股东；一年后，乐视增持股份至28.9%，成为酷派第一大股东。

　　“但酷派在寻求靠山和转型的过程中，进入乐视体系，其实是一个非常错误的选择。酷派以为抱住了乐视这个大腿，其实酷派创始人郭德英和现在的负责人刘江峰，并没有对乐视作出研究，乐视不是一个大腿，而是一个大坑。酷派跳进坑里了。”刘步尘对法治周末记者说道。

　　公开资料显示，为了与乐视合作，酷派剥离了走电商渠道的奇酷及走线下市场的ivvi，资源被分散。

　　然而，在成为酷派第一大股东后的1个月，乐视便开始对酷派进行人事安排，贾跃亭出任董事会主席，郭德英退居幕后，刘江峰出任酷派CEO，原酷派总裁、元老级人物李斌权力弱化，于2017年3月离职；根据酷派3月20日发布的董事名单公告，酷派集团执行董事共计6人，执行董事除蒋超一人是原酷派成员，剩余董事均来自乐视体系。4个月后，乐视资金链问题爆发，负面影响持续至今。

　　“酷派不但没有获得新东家的扶持，且深受乐视资金链负面的影响。母公司都做不好了，子公司凭什么会发展很好？”刘步尘分析，“而且，即使酷派发展得很好，也可能会被乐视掏空，将酷派的资金输入乐视其他版块中。乐视所谓的‘生态化反’，不就是各版块间进行整合、发生关系吗？”

　　刘步尘根据“白衣骑士”孙宏斌在5月4日融创中国2016年业绩发布会上，关于“将来乐视就是上市公司体系和汽车两部分，乐视汽车贾跃亭该怎么弄怎么弄，其他的，该卖的卖掉”一说，向法治周末记者作出预判，2017年，乐视很可能会把乐视手机和酷派手机剔除。

　　“如果没有乐视输血，酷派未来的发展动力在哪里？我认为酷派的发展状况肯定会越来越糟糕，今年能不能挺过去都是个问号。”刘步尘说道。

　　前述不愿具名的产经观察家则从贾跃亭对酷派的失败定位进行了分析。他认为，酷派采用乐视商业的圈地模式，走低端路线，以低价占领市场，丧失赚钱空间，但酷派的研发成本、宣传推广费用都居高不下，盈利所得根本无法维持原来酷派走高端路线时的生态体系。“乐视模式让酷派陷入了怪圈，卖得多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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