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长洲区倒水镇富万村农民在扶贫产业项目葡萄种植基地管理即将成熟的葡萄。
何华文摄(人民视觉)
贵州省榕江县车江大坝蔬菜基地，村民采收西红柿。
杨成利摄(人民视觉)
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中扬镇村民捕捞小龙虾。
陆启辉摄(人民视觉)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龙市“金达莱”民俗村风景。
新华社记者许畅摄
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实践中，制度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不仅保障脱贫方案的精准实施，同时也提升了基层治理能力。确保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必须不断强化脱贫攻坚的法治保障，用制度规范和促进脱贫攻坚。
在推进脱贫攻坚过程中，还需要夯实一些薄弱环节，比如怎样规范涉农资金管理，如何推进扶贫政策更加公开透明，如何引导农村群众移风易俗……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还是要从建章立制着手，着眼长远推动形成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编者
涉农资金管理更规范了
本报记者汪志球
“感谢你们，要不然我妻子今年的新农合医疗款就缴不上了……”前不久，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大风洞镇纪委同志到龙井坝村回访，村民吴仕祥不停致谢。
今年4月以来，针对涉农资金管理和发放等方面易发多发问题，大风洞镇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专项监察。
“我通过村干部缴纳了全家6口人的新农合医疗款，可是系统里却查不到我妻子的缴费记录，村干部也支支吾吾说不清楚。”吴仕祥向入户走访的专项监督检查组反映。
“村干部代缴新农合医疗款，很有可能存在截留风险。”了解到吴仕祥一家的情况后，专项监督检查组敏锐地发现了问题所在。
经过调查发现，按照贵州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收缴工作要求，大风洞镇于2019年12月起，由各村两委牵头，在严格核实参合农户家庭基本信息后，由村干部按照每人每年250元的标准，代为收缴新农合医疗款，收缴后的款项统一交由镇合医办录入系统。结果，龙井坝村村委会主任包某某在填报参合人员信息时，漏报了吴仕祥妻子的信息。
这次调查还发现，龙井坝村个别村干部截留了7位村民新农合医疗款共计1750元。专项监督检查组随即督促相关部门补录了遗漏人员信息，并对涉案村干部严肃问责处理。
涉农资金关乎群众切身利益，专项监督检查组将问题向镇党委、政府反馈，督促有关部门开展整改，尽快解决新农合医疗款收缴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大风洞镇很快建立完善了《大风洞镇合作医疗收缴管理工作制度》，对资金收缴、信息录入、公示公开、监督管理等环节提出明确要求。大风洞镇还积极推行个人报缴制度，由村干部引导参合群众自行缴费；对个人不能自助缴纳的，由村会计及镇包村干部共同入户收缴，互相监督，并在缴费后10日内将群众参合信息录入系统，按时公示，从源头上避免村干部代缴费可能发生的“漏人”和资金截留等问题。
在强化日常监督检查的基础上，大风洞镇还整合各方面力量，成立新农合监管小组，对新农合收缴、管理及使用等工作进行不定期监督检查及审核，及时查处集体或个人截留、挤占、挪用群众涉农资金，对工作中不认真履职、敷衍了事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行为严肃处理，确保民生资金不受侵害。
“十大岗”让增收有保障了
本报记者乔 栋
吕梁山上的山西省吕梁市中阳县武家庄镇郝家圪垯村，有一条小河在村边流淌。这条当地居民都叫不上名的小河，是整个村庄的“母亲河”。不久前，小河第一次有了专职的看护人——赵福生。
赵福生今年55岁，是郝家圪垯村的贫困户。2017年，他被查出患了肺癌，依靠国家帮扶政策，十几万元的治疗费用大部分得到了报销。可患病后的赵福生劳动能力大为下降，收入也随之降低，两口子一年到头收入才几千块钱，日子过得紧紧巴巴。
为了让处在脱贫边缘的群体持续稳定增收，今年3月，中阳县经过调研，提出了“十大岗”的制度设计，精确瞄准边缘户，通过新增村里十方面的固定岗位设置，提升贫困户“造血”能力。赵福生这才走上了“护河员”的岗位。
“‘十大岗’包括保洁员、护河员、护路员、网格员、宣传员等，但并不意味着只有10个岗位，而是根据每个村子贫困人口比例、边缘户人数多少、自身意愿和工作能力等，确定具体岗位数量。”中阳县县长田安平说，“在制度设计上，允许一岗多人，且不和原有岗位发生冲突。我们根据资金量，全县共确定了3000个左右的岗位，郝家圪垯村确定了14个岗位。”
有了好政策，还要保证执行公平，村民服气。“十大岗”的实施难点，就在于脱贫之后重新精准测算边缘户的收入。“在村里，这样一个固定岗位大家都盯着，谁都想多一份收入。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把收入算清楚，谁最困难就优先照顾谁。”郝家圪垯村驻村工作队队长高真通过连续入户走访、逐一比对，并经过集体讨论和论证，最终确定了边缘户的收入区间。
“我们把人均收入精准到了分。”包联单位负责人、中阳县财政局长高青山说，“不过，贫困户的收入情况，仅靠入户了解是不够的。”比如有一项取暖清洁能源补贴，去年普遍增加了，但平均每人增加了多少、标准是什么，老百姓未必清楚。还有就是农村的养老保险，60岁到64岁每个月是一个标准，但64岁以上又是另外的标准，金额年年都在变动。为了精准测算，驻村工作队特意从拨款单位要来了相关数据。
有了精准测算的收入区间，岗位设置起来就能一碗水端平。“同样是保洁员，根据收入区间的不同，安排了不同的工作量，每月收入也从500元到800元不等。”高真说。
“脱贫不脱政策，在用制度保障贫困户持续增收的路上，我们一直在探索。”田安平说，“针对村里的边缘户，‘十大岗’能解决不少问题，而对于那些没有评上‘十大岗’的边缘户，则通过临时劳务型岗位为他们提供帮助。对于常年不在村、易地扶贫搬迁后的边缘户，我们专门出台了易地型公益岗，形成了解决边缘户的持续增收的岗位制度办法。”
高额彩礼终于降下来了
本报记者王锦涛
王福玲是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索罗镇庙后村村民。4年前，小儿子娶媳妇，彩礼花了22.5万元。“虽说家里不富有，可娃的婚姻大事，说啥也不能委屈了。”王福玲说，靠着向亲朋好友四处借，好歹凑够了。这几年，儿子在外务工，家里省吃俭用，总算今年有望把这笔外债还清。
“几年前，几十万的彩礼太普遍了。”庙后村党支部书记李建军说，农村老人最忧心的，就是给孩子娶媳妇，愿意嫁到村里的女子本来就少，大家又相互攀比，彩礼钱也逐年水涨船高，“很多人家都是东拼西凑，欠下的债好几年才能还完。”
为了有效治理高价彩礼问题，平凉在全市所有行政村都成立了红白理事会，依靠村规民约对村内婚嫁彩礼“限高”，引导婚嫁双方逐年降低彩礼数额，鼓励少要或不要彩礼。
“我们村是最早成立红白理事会的村之一，2017年就成立了。”崆峒区四十里镇七府村红白理事会会长陈维军说，村里为此还专门修建了两层楼的便民事务用房，专供村民操办红白事，“这里最多摆10桌，一桌300元，十菜一汤，可以自己买自己做，也可以全权委托给理事会，都是成本价。”自打村里免费提供场地后，村民大操大办红白事的情况不断减少，花销也慢慢降下来。
“彩礼不好降，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不想让别人背后说闲话。”陈维军说，刚开始大家觉得降低彩礼就等于降身价、没面子，即使彩礼要得不高，也要在其他方面找补回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七府村制定了一份村规民约，出台了婚嫁彩礼报备承诺表。“彩礼数额经双方确认，签字登记造册，还要签订移风易俗承诺书。”陈维军拿出厚厚一摞承诺表说，这样一来，群众有了参照、少了猜测，大家都一样，也就没了相互攀比的心思。
李建军的儿子去年结婚，酒席一共才摆了5桌。有些人说风凉话，认为不过是干部装样子罢了。可李建军不为所动，“干部带好头，才能让村民没有心理负担，破解难题也就没有想象的那么难了。”这两年，平凉市节节攀升的彩礼得到了有效遏制，大办宴席之风也刹住了。
“限高”只是引导，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近年来，平凉因地制宜促进产业发展，吸纳农民就近就业。“只要肯努力，村里处处能赚钱。”王福玲说，果园经常缺人手，出去干一天就能挣100多元。“大家收入高了，心态也更加平和了，彩礼钱都是适可而止，家里不指望这个钱生活养老。我还有两个孙子要结婚，肯定不会那么费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