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2018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北京出席“改革开放40周年国际法工作座谈会”并讲话。中新社记者 富田 摄

　　在初到国际法权威机构之初，国际法界对于中国法官还抱有一些偏见和观望态度。1998年，张月姣刚到任亚洲开发银行时，尽管经历了重重竞聘选拔和面试，战胜了几位入选短名单的竞争对手才脱颖而出，还是感到了一些“微妙的不服气的”异样眼光。

　　作为新上任的助理法律总顾问，亚洲开发银行安排张月姣给银行的所有项目官员授课，张月姣对自己和学员严格要求，不但每次上课都要求签到，一周的授课结束后，张月姣还出了试题考试。那个年代没有PPT，张月姣每天加班加点，准备了一寸厚的教案授课，其中包含各类案例和分析。

　　第一次授课结束后，时任法律总顾问巴里·梅茨格专门到张月姣办公室说：“太棒了，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好的法律课。”很快，张月姣成了亚洲开发银行的“明星”，和很多官员也成了朋友。张月姣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最好的融入方式，是提出自己方案的方式，并体现出自己的实力和专业性。”

　　作为中国法律人走上国际舞台的第一批代表，史久镛认为，这固然是对个人专业水平的认可，但选票背后靠的也是国家实力，是中国不断提高的国际地位和威望。

　　国际法院是联合国六大机构之一，也是联合国最重要的司法机构，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以及国际法的解释和适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法院法官共有15名，任职资格要求十分严格，要求“品格高尚并在各本国具有最高司法职位之任命资格或公认为国际法之法学家”，院长由全体法官选举产生。也就是说，在国际法院当选院长，必须在专业素养和人品等方面获得同为各国法学泰斗的其他法官认可。

　　国际法院受理的是国与国之间的法律问题争端，能够诉诸国际法院的案件，每一起都是国际关系中的“老大难”纷争或者棘手敏感的难题，背景和由来无一不纷乱复杂。国际法院法官处理案子，需要阅读大量材料，并撰写几十甚至上百页的意见书。史久镛说，他接触的每一个案件，辩词堆在地上都有1米高。

　　出任院长后，史久镛还要主持一切案件的讨论会及开庭活动。在案情讨论中，法官们都是各国法律精英，有时候立场、想法不尽相同，如何形成一个多数意见，形成一个判决，需要院长充分运用自己的法律知识、智慧及领导才能和艺术，去引导说服。在主流意见形成之后，院长要亲自带领另外2名法官起草判决书。史久镛每天下班回家后，常常要先躺床上闭目养神20分钟再起来吃饭。这样的工作状态，持续了17年。

　　在张月姣家中，《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看到她的案头摆放着几本砖头厚的案卷，而这只是张月姣目前正在参与解决的案件全部案卷的1/50。翻开案卷，里面密密麻麻的小字全部是英文、法文双语，到处都贴着张月姣做记录和标记的各色便签纸。

　　张月姣说：“不管接手什么事情，任何时候都要好好做研究。有些比较高级别的法官，办案可能就看看助手给准备好的摘要，我从来不这么做，都是一段、一条、一句地自己研究透了，一旦我给出什么结论一定要做到板上钉钉，一定是非常有把握的。”

　　在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八年多的时间里，张月姣见证了中国从WTO一个新成员变成了重要成员。中国“入世”17年来，积极参与多边体制的建设和争议解决，从一开始做第三方，到后来成为被告、原告，并在一些案件中成为胜诉方，“这体现了中国对于多边机制负责任、积极支持国际法治的精神。”

　　两位国际法界的中国先行者都坦言，中国的国际地位越来越高，在很多国际机构都是最重要的成员，但是担任高级职员的中国人非常少，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国际法人才梯队储备，目前还很难满足国家的需求。

　　自2011年开始，张月姣开始在清华大学法学院任教，身体力行地培养年轻人。对于加快培养一支水平高、影响大、数量可观的国际法人才队伍，中国相关主管部门也都已经加大了力度。

　　张月娇时常叮嘱自己的学生：“光有知识和能力还不够，必须过语言这一关，总不能都开庭了，你还要查字典；外语至少要会英语和法语这两门。”此外，在她看来，年轻一辈不但要成为法律专家，还要了解中国国情，了解中国的法律和中国的诉求，能够用国际法律的语言、逻辑和案例来说服别人。

　　《中国新闻周刊》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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