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广东文坛对“粤派评论”的确立与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并隆重推出了《粤派评论》丛书，这对广东文学艺术事业的推进无疑是件大好事。由于历史的、文化的、地域的和生活风情的特异性，广东文艺创作具有明显特色，同创作共生的粤派评论自然也有其独特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尤其在1979年开放改革之后，广东先行一步，深圳建立特区，随着文化和文艺创作发生的变化，新一代评论家如饶芄子、黄树森、李钟声、谢望新等等走上了“粤派评论”的历史舞台，成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最活跃的评论家。
改革开放的号角刚吹响，年轻编辑李钟声就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要为文学的改革开放鼓与呼。他与另一位年轻编辑谢望新利用业余时间，一连写了三十余篇评论，并结集为《岭南作家漫评》出版。
在今年推出的《粤派评论丛书名家文丛·李钟声集》中，我特别注意到李钟声对深圳特区文学作品的重视与关心，他的评论几乎是与那一片火热土地上刚刚形成的文学现象同步。1980年8月，经过近两年的酝酿，深圳特区正式成立，特区文学也就在喧闹的打桩声和不停的争论声中应运而生了。评论家李钟声随之对这种新启的文学现象给予了关注。在《特区文学》创刊一年时，他写出《评〈特区文学〉创刊一年中的中短篇小说》一文，传递出诞生不久的特区文学的生命强音。之后，他的目光始终追随着这片刚出现的文学绿洲，连续写出《论深圳特区五年来的文学创作——呼唤深圳作家群》《关于特区文学艺术的“特”味》《潜质：悄悄勃发的特区人文精神——读“献给深圳特区成立十周年深圳作家专辑”》等。整整十年，他一直跟随深圳特区文学创作的步伐，呼唤深圳作家群的形成，推动特区人文精神在作品中的介入与积淀，并为焕发出生命精神和生命品质光芒的作品欢呼。一个评论家在长达十年的漫长时间里，一直关注一个地方或一种文学现象，系统性地进行评论与扶植，在文学批评领域并不多见。
李钟声时刻注视特区作家的成长与创作的得与失。谭日超、朱崇山、钟永华、郁茏、黎玉珍、李兰妮、刘西鸿等人的名字，一直在他的视线之中。思想解放是开放改革的重要推动力，没有思想解放，就不会冲破闭关锁国的旧观念，就不会有深圳特区，而最初在深圳这片原本荒凉的土地上拿起思想解放武器的人们，也包括本土或刚聚集起来的一群作家。诗人谭日超于1979年春，几乎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召开之后，写出了长诗《望香港》，引出一串发人深思的问题。诗人提醒人们：香港并非只有“金元口袋处处张着血盆大口，浊浪里，你有另外一种光亮。”现在也许有人认为这首诗缺少“朦胧美”，缺少“意象繁复”，缺少“现代性”，但实事求是说这首诗虽然没有达到很高艺术水平，却是诗人发自内心的真情呐喊，没有矫揉造作，不为哗众取宠，它是传递时代精神的强音，是好诗，是真正的诗；写这样的诗，在当时是要冒风险的。评论家李钟声一开始就给予这首诗以肯定评价，甘于同诗人一起冒这个风险！他说，诗人“从内心深处唱出了对这座畸形发展的都埠的光明面的赞美！冲破‘左’的藩篱和障眼的夜雾，大声地疾呼：不能、也不应该再用忌讳的心理和看待魔鬼的眼光去看待香港！我们要建设‘四化’，就要跳出夜郎自大的井底，像海绵吸水般去向外学习别人之长！”特区的文学创作，无论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都是这样冲破“荆棘莽莽，荒无人烟的文学禁地”开始起步的，李钟声对特区文学创作的评论，也从未止步。
李钟声对特区小说创作给予了格外多的重视。特区建立不久，读者无不抱着探索和好奇的心理，希望通过小说中的描述，去认识那里处于两个社会和新旧两个时代的人物。陈荣光写老干部焕发生命力、奋力在荆棘道路上前行的《特区的早晨》，女作家黎珍宇写告别“左”的思想，不再因循守旧的女共产党员的《中国ANGEI》，郁茏写领导干部在城市改造中密切联系群众的《市长买菜》，刘西鸿通过描写一个普通家庭里一对姐妹的日常生活，真实细腻地表现现代青年心理世界的《月亮，摇晃着前进》，以及朱崇山的一批小说作品，都受到李钟声应有的关注。朱崇山的中篇小说《温暖的深圳河》和《影子在月亮下消失》，引起他极大兴趣。《温暖的深圳河》写出了深圳界河两岸的众生相，展示了试办特区前后河两岸的风云变幻，绘出一幅具有时代感、地域感、富于“特区味”的当下界河两岸的人情世态图。李钟声认为，《影子在月亮下消失》比《温暖的深圳河》在艺术上进了一步，它不单单写界河两岸的变化，不单单呈现特区的生活图景，并在开掘特区青年的心态这一点上呈现出更多的亮色。它注意塑造人物性格，特别是人物个性的复杂性；主人公枚云等年青人的性格多面性与可塑性，让人物爆发出强烈的性格光感，呈立体地站立起来，标志着作者在特区文学创作道路上的突破与成熟。
评论家就是批评家，一个正直的评论家不会是只唱赞歌的。从某种角度来说，评论家就是优秀文艺作品的催生人。没有严苛的具有审美高度的文艺批评，就没有具有高度美学意义的文艺作品。试想没有赫尔岑、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柯夫，哪会有那么多俄罗斯黄金时代的文学巨匠及其巨著留传后世？俄罗斯的优秀评论家们一直发扬这个传统，在鼓励与推动创作的同时也拿起批评的武器。他们的美学标准是苛刻的，对待民主主义革命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狱中写的长篇小说《怎么办——新人的故事》也不例外，毫不留情地指出这部小说塑造的新人形象有理想化倾向，削弱了这部作品的美学意义。李钟声无疑受到了这种优秀传统影响，并贯彻于实践。他嗅觉锐敏，在研究特区文学过程中，凭良知和审美判断在不断对作者予以热情鼓励的同时也提出不少中肯的批评。他一方面认为“一批新的朝气蓬勃的作家正随着特区的繁荣而渐渐萌生、崛起，他们的现在与未来都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但经过几年观察又尖锐地指出小说作家虽“开始注意把握特区生活的特质，创造富有特区气质的人物，然而，离真正的艺术典型完成，仍有遥远的途程”。他批评有的作品“主题单一，人物性格单一，令读者得不到更多思想启迪和美感享受”。要求作者重视“主题的淡化（不是没有），多义，人物性格的多面等”，避免解放以来文学走过的长长一段“思想先行”“理念大于形象”的弯路。一个评论家对提高文艺创作的殷殷之情，于此可见一斑。
李钟声的文艺评论是多方面的，除文学外，他还写了绘画与书法评论六十余篇。
作为一位粤派评论家的李钟声，其视角绝不仅限于本土创作，更不仅限于粤籍作者，他视野开阔，纵论全国，不守旧，不故步自封，勇于接受新的挑战和容纳来自不同地域的文艺成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黄金十年，广东文艺生活活跃，新刊新报不断出现，文学刊物《花城》与《特区文学》在思想解放的潮浪中应运而生，李钟声给予了热情的支持。任何新生事物都会引起不同的看法，特别是常常处于风口浪尖上的大型文艺期刊《花城》杂志，争议颇多，李钟声以一个评论家的胸怀，一开始就给予了积极评价。他的《激荡着时代波澜的生活画卷——评〈花城〉创刊三年来的中篇小说》一文，分析和评判《花城》创刊三年来发表的来自全国各地（包括广东）的七百余万字作品，对周原的军事题材小说《覆灭》、从维熙的反思题材小说《泥泞》、张一弓的农村题材小说《山村诗人》和高行健的处女作《寒夜的星辰》等，都给予了恰如其分的评价。
我们现在谈广东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文学史和粤派评论发展史，不能忽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回顾李钟声的评论作品，特别是改革开放前期的评论作品，完全可以说他是一位有历史责任感的评论家，有历史担当的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