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凡欣（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发布《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继《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之后，以金融为纽带的更全面更明确的大湾区协同发展的提纲挈领文件，有助于促成大湾区建设成为商品和货币良性双循环的国际一流城市群，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首先，《意见》出台有助于扩大人民币市场容量，推动降低人民币交易成本，扩大人民币交易功能。

人民币行使载体货币功能，并在境外流通，继而成为国际上普遍认可的计算、结算及储备货币，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改革初期，中国的资本账户基本处于封闭状态，没有任何可供外国银行保有人民币账户的机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人民币国际化问题在政策层面上转变为优先事项。2016年10月，人民币正式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目前全球已有70多家央行或货币当局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截至2019年三季度末，全球人民币储备规模仅次于美元、欧元、日元及英镑，居第5位。

香港一直以来都是领先的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截至2019年底，香港的人民币资金池规模达6580亿元；截至2020年3月，全球75.3%的人民币交易通过香港进行。《意见》的出台将强化香港作为人民币离岸中心的独特优势。

其次，利好体现在流通壁垒方面，通过制度开放和创新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三种金融体系的并存。粤港澳大湾区金融改革发展，是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和三地监管体系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新实践，国际上尚无先例可循。

打破流通壁垒将为大湾区金融市场开放带来重要机遇。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大幅动荡，在美联储等多国央行的无限量宽松政策刺激下，全球货币总量和债务大规模扩张，零利率、负利率甚至资产负价格在全球范围内成为普遍现象，国际投资者大幅流出美国长期债券市场。相较而言，中国货币政策保持相对稳健的取向，中美十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利差扩大，更高的回报加大了中国对外资流入的吸引力。香港发挥了作为国际资金进入内地的桥梁作用。2019年通过“沪港通”、“深港通”进行的北向交易量，同比上升109%，表明市场对中国经济的坚定信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受益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和韧性、持续改善的营商环境和不断扩大的对外开放，以及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和优质的要素资源，尽管受到一定的外部环境的冲击，仍然是外商重要的投资目的地之一，香港也仍将是连接内地与世界的桥梁，大湾区金融市场开放迎来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又一个重要窗口期。

本外币合一跨境资金池业务试点，对于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尤其在中国资本项目可兑换尚未完全放开的背景下，是极具“含金量”的一条政策，既回应了国家关于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服务实体经济的要求，也体现了完善本外币一体化管理的政策理念，为大湾区跨国公司提供了构建全币种资金池的有效途径，同时简化相应的外债和境外放款登记，提高企业的资金运营效率，这将进一步助推人民币国际化。

资金池业务是跨国企业集团普遍采用的一项资金管理工具，能够通过对集团内企业资金的集中调配和使用，提高资金运营效率，并减少对银行贷款等集团外部融资的依赖，从而降低集团整体的融资成本。在传统的外汇管制环境下，资金池业务的开展会遇到较大的政策阻碍。

近年来，为了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外管局积极推动资本项目有序开放，对跨国公司的资金集中运营和管理不断进行探索和改革。早在2012年，北京上海等地开始开展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试点，两年后推广至全国。2019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跨国公司跨境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规定》，允许相关企业开立包含人民币在内的多币种国内资金主账户以办理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并将“外汇资金”更改为“跨境资金”，预示着跨境资金池业务进入本外币一体化管理的新时代。

资金池业务有助于促进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刘元春、张杰研究表明，香港作为资金循环中枢的发展方向已经逐步清晰。香港境内的人民币主要有两个流向，其一是境外人民币通过香港金融市场在非居民之间流动，形成“境外—境外”的资金循环；其二是沟通境外与境内的人民币流动，形成“境内—境外”的资金循环。在中国资金流动尚未完全放开的情况下，资金池业务可以促进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的两种模式的资金双循环，推动人民币投资载体职能的完善。

一直以来，中国都面临着热钱流入的管理问题，资金池试点有助于减缓这些行为发生。另外，开展资金池业务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对冲资本异常流动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冲击，也就是说，如果短期的投机性资金要进来的话，把它放在一个池子里，通过对冲不让它泛滥到中国的实体经济中去，当它需要撤退的时候，再把它从池子里放出去让它走。

当然，资金池业务也会引起另外一个问题，即资金进来后又出去，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人利用利差或货币汇率的变动，进行套利交易，获取投机性收益。另外，在实践中，即使对于相同或类似的交易事项，大湾区里不同的银行亦可能采取不完全相同的内控与审核措施，对具体政策的解读与执行实践亦可能存在差异。

风险管理是金融发展至关重要的一环，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的持续发展离不开对本区域的金融风险把控和监管部门的良好协调。《意见》第六部分亦切实提出加强防范跨境金融风险。

首先，完善粤港澳三地跨境金融合作协调机制，为人民币国际化保驾护航。粤港澳在法律、法规和金融体系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需要进一步建立包括粤港澳监管部门、行业机构、专家学者等在内的跨境金融合作协调机制，加强金融合作的统筹协调与沟通交流。

其次，发挥香港在人民币国际化中的枢纽地位，借助 “互联互通”制度对接优势，联动大湾区内的自贸试验区、企业、金融机构积极参与的跨境人民币业务需求，在离岸账户体系、跨境投资等方面推动人民币扩大容量、加大人民币市场深度，通过市场的广泛参与提高人民币的知名度，促进人民币行使载体功能。

再次，推动金融科技创新赋能人民币构建国际资本新格局。粤港澳大湾区的11座城市要实现优势互补、形成巨大的协同效应，需要最大限度地减小经济活动循环流动的阻力，并以信息流动为基础，有效推进货物、资金和人员流动。这对粤港澳大湾区提出了独特的课题，因为粤港澳大湾区涉及不同的货币、法律、监管、税务体系。赋能金融科技，利用人工智能、区块链或分布式账本技术、云平台以及大数据等技术，能够助推粤港澳大湾区的市场参与者解决面临的诸多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