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120年前，即1896年，上海《点石斋画报》刊发了一幅石印画，内容是描绘骑着自行车的外国士兵遭到一群狗的攻击。据所附文字说明，那是德国军队正训练军犬区分友军（德国、奥地利）和敌军（法国、意大利、俄罗斯），让军犬追赶撕咬那些敌军，作为保护己方自行车部队的措施。
数年后，《申报》刊登了一篇题为“脚踏车将来必盛行说”的文章。作者声称，正如德国历史学家梅嘉乐（Barbara Mittler，著有《一份中国的报纸：上海新闻媒体的力量、认同和变化（1872~1912）》）所概括的那样，“在各种交通方式中，自行车最为快捷、方便且价格实惠……正像许多骑着自行车环游世界的旅行者展示的那样，骑着自行车可以到达任何地方并有益于健康”。
这一切都显示，19世纪90年代晚期，中国人对自行车兴趣日浓。而其大背景，则是中国刚刚在甲午战争（1894~1895）中战败，引发了社会和政治的重大改变，固守传统的价值观念和体系，骤然让位于能够接受各种新事物的开放意识。

“进步”“摩登”自由车

小小的一辆自行车，在近现代中国急剧转型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要深入理解这一点，需要对百余年前中国人日常所用的个人交通工具有所认识。
19世纪晚期的中国，仍处于“行人社会”，大多数居民徒步出行。对于富裕家庭来说，有几种可以替代步行的交通方式。一种是轿子，14世纪时已开始在中国使用；另一种是从国外引进的新发明——人力车。这种由一个人手拉的两轮车，19世纪60年代晚期在日本发明，很快中国人就予以仿造。在中国和日本，相比于轿子，人力车代表着巨大的技术进步。它不仅速度更快，移动更便捷，而且更省力，比抬轿子更人道。
自行车提供了替代步行的另一种选择。19世纪60年代晚期到70年代，清朝派往国外的外交官和留学生最早见到自行车，他们也是最早骑自行车（或自行车前身）的中国人，当然只是个别人尝试这样做。可能是受1873年出版的儒勒·凡尔纳的小说《八十天环游地球》激发，19世纪80年代晚期及90年代，几个西方冒险家曾骑车穿越中国，这是在中国本土最早出现的自行车。
在中国的西方人，尤其是基督教的传教士发现，自行车对于他们的出行很有帮助。正如一家澳洲自行车杂志驻中国记者1899年所写的：“自行车为在中国的传教士提供了极大便利。路况很差，但骑自行车行进百里，不是难事。”1904~1905年，晋中太谷县的美国医务传教士海明威，就骑着车去探访边远乡村的病人。因此，那个年代提到自行车，大家首先会想到西方人。20世纪初，市面上出现过一种描绘上海租界新奇事物的“新出夷场十景”木刻版画，其中一幅是两个西方人（其中一名女子穿着灯笼裤）骑自行车的场景。
在20世纪初的中国，如同此前十年，甚至更早时的西方一样，自行车开始被视作进步和摩登的标志。建于1900年的上海富丰面粉厂，是第一家由中国人经营的现代面粉厂，他们将最畅销的产品冠以英文的“Bicycle”（脚踏车、自行车）的品牌，以凸显它的生产技术最为先进。
在中国最时尚的大都会上海，出现几个率先接受自行车的中国人群体，这不足为奇。其中一个群体，由在国外生活、留学时学会骑自行车的人组成。宋耀如在美国度过了8年的童年时光，1886年以卫公理会传教士的身份返回中国。不久，他成了极成功的商人，也成为即将权势显赫的宋氏家族的家长。宋耀如不仅自己喜爱骑车，1900年长女霭龄10岁生日时，他就送给她一辆自行车。宋霭龄常常陪父亲骑着车，穿过上海公共租界的大街小巷。
1904年，陈冷创办了上海重要的日报《时报》，此前他曾留学日本，回国后极力推动如美国历史学家季家珍（Joan Judge，著有《历史宝筏：过去、西方与中国妇女问题》）所描述的“大都会氛围”。包括剪去满人所强加的辫子，留起短发；身着西式服装，头戴鸭舌帽，口衔烟斗；在自己的婚礼上，提供西式食品。特别的是，他还骑着一辆自行车。正如陈冷一位下属回忆，他“不坐人力车，脚踏车又快，又便，又省钱，随心所欲，文学家称之为自由车”。

骑车“迈向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