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5月6日，央行发布公告称，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19年5月15日开始，对聚焦当地、服务县域的中小银行，实行较低的优惠存款准备金率。根据公告，约有1000家县域农商行可以享受该项优惠政策，释放长期资金约2800亿元，全部用于发放民营和小微企业贷款。
记者注意到，在定向降准等一系列利好政策的发力下，今年一季度中小企业的银行贷款成本出现明显下降，但是进入4月份，信贷获取难度降低，融资成本却出现上升，大多数民企以中小企业为主。日前渣打银行发给记者的4月渣打中国中小企业信心指数（SMEI）调查结果就显示，中小企业银行贷款成本经历2月期待已久的下降和3月持稳后，4月再次出现上升。4月中小企业银行贷款成本指数由3月的50降至46.5（50以下表明利率上升）。SMEI是渣打基于对全国范围内逾 500 家中小企业的月度调查问卷结果统计后得出。
就此，渣打银行中国区经济师申岚5月8日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称：“4月中小企业融资成本之所以出现上升，主要源于市场利率有所走高，国内货币政策略有边际的转向；同时，银行风险偏好低，因为债券市场出现一些违约事件，导致二季度的市场风险溢价上升。不过，鉴于政府愈发关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这一长期存在的问题，预计 2019 年余下时间内中小企业融资环境仍具备改善空间。”
融资环境仍有改善空间
之所以具备改善空间，在申岚看来，这是受到政策的支持。
4月1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进一步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的措施，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会议还指出，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小微企业融资规模增加、成本下降，促进就业扩大和新动能成长。其中，工农中建交5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要带头，确保今年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增长30%以上、小微企业信贷综合融资成本在去年基础上再降低1个百分点。
根据央行发布的公告，此次仅对在本县级行政区域内经营，或在其他县级行政区域设有分支机构但资产规模小于100亿元的农村商业银行，执行与农村信用社相同档次的存款准备金率，该档次目前为8%。对此，央行解释称：“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建立对中小银行实行较低存款准备金率的政策框架，促进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
对于此举措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效果，新时代证券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对《中国经营报》记者分析说：“央行此刻实施定向降准，尤其是只针对中小微企业和民企，这样既防止了大水漫灌，又可以实现精准投放到对就业和经济主体贡献比较大的经济主体——中小微企业和民企。”
据潘向东具体分析，该措施一方面有助于构建“三档两优”的存款准备金调控框架，体现了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优势，从政策层面有助于推动金融供给侧改革；另一方面县域农商行对中小微企业和民企投入力度比较大，定向降准有助于降低县域农商行负债端成本，进而降低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同时从流动性角度，也有助于缓解二季度较大的流动性缺口，更精准地实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一般来说，服务县域的金融机构具有普惠性质。目前我国的农村商业银行绝大多数是服务县域的中小金融机构，主要是扎根基层，服务普惠金融。
央行有关负责人也表示，此次调整聚焦仅在本县级行政区域内经营，或在其他县级行政区域设有分支机构但资产规模小于100亿元的农村商业银行，对其实行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这将明显增强服务县域中小银行的资金实力，促进其降低融资成本，更好地支持民营和小微企业发展。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哲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指出：“这次主要是针对中小银行的结构性降准，旨在降低民营和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有利于引导资金更多的流向这些企业。”
因而，刘哲认为，疏通货币政策的传导，还需要进一步发挥中小银行决策机制的灵活性、审批的效率，以及对于地方企业的经营状况、征信情况等更为熟悉的区域优势，创新出更多差异化的、有针对性的金融产品。
记者采访获悉，未来定向降准仍有空间。“当前民营企业的流动性风险得到了阶段性缓解，但进一步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的任务依然艰巨，预计还会有更多有针对性的货币政策为实体经济提供支持，仍有降准空间。” 刘哲对记者表示。
潘向东也告诉记者：“预计未来依然存在定向降准的可能。因为一方面有助于克服总量和结构的关系，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另一方面我国2019年后续流动性缺口依然较大，通过创新金融工具既可以落实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可以更好地服务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
二季度货币缺口就比较大。根据中泰证券的统计，二季度共有11855亿元MLF到期，其中4月17日3665亿元，5月14日1560亿元，6月6日4630亿元，6月19日2000亿元，依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由此该券商认为，用降准的方式对冲基础货币缺口可能仍是央行的最优选择。
解决融资难题需要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
中小微和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如何解决这个难题一直备受市场的关注。
就此解决措施，潘向东对记者表示：“目前我国主要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渠道，其中间接融资占比较高。由于中小微和民营企业缺乏足额的抵押品，企业运营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较难从商业银行获得贷款。因此，我国需要针对不同的中小微和民营企业采取不同的措施解决其融资难题。”
“民营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与中国金融体系的供给结构有着直接关系。”刘哲对记者表示，对于企业而言，直接融资的成本小于间接融资的成本，但中国间接融资仍远远大于直接融资。近几年来，中国的直接融资比重呈现上升趋势，间接融资比重呈现下降趋势，但是从绝对量上，间接融资比重依然远远高于直接融资。2018年中国社会融资规模中，间接融资占比依旧达到八成左右。”
她进一步分析说，在间接融资领域，银行信贷的资金成本小于民间信贷、信托产品、P2P、高利贷等渠道。但如果按照1000万元贷款作为小微企业的界定，在7000万元的中小企业中，能够达到1000万元贷款规模的占比不到10%，仍有大部分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达不到银行的信贷要求，需要转向民间信贷、P2P等渠道，以更高的成本获得融资。
对于解决措施，刘哲向记者表示，要解决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需要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首先要改善金融供给结构，满足不同经济主体的融资需求。
在刘哲看来，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有不同的风险偏好和与之匹配的服务对象，金融服务经济要把准脉，发挥不同金融机构的竞争优势，让合适的金融机构去服务适合的实体经济，建立多层次的金融体制，适应新经济发展的需要。
其次，放松不必要的金融管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刘哲认为，中国的金融体系和金融制度都正处于摸索完善的阶段，如何应对金融体系完善过程中的一些乱象，“一刀切”的方式对于金融风险控制来讲非常直接，但对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创新完善来讲，会降低金融的资产配置功能。应对金融领域的信息不足和信用不足的问题，需要用市场化的方式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