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作家本色：

　　练好内功，勤奋写作，不失底线

　　-文艺周刊：在《人民的名义》之前，您创作的《绝对权力》《至高利益》《国家公诉》等政治题材作品也引起过很大轰动。更早期还有一些军旅作品。可否回顾一下您的文学之路，以及题材转变发生的契机。

　　周梅森：我的文学之路挺“励志”，但也比较简单：14岁半工半读下矿井，我的文学梦也是在深深的矿井里萌发的。一次，我从废品收购站得到了一本残缺的《巴尔扎克传》。巴尔扎克在拿破仑像下写了一句话：“你用剑征服世界，我将用笔征服世界！”这句掷地有声的话，激励着我。于是我就利用工余时间写了第一部长篇小说习作《煤乡怒火》，被大伙儿争着传阅。

　　改革开放刚起步，工人们开始学技术了，而我却鬼使神差地一心想当作家。创作之初，发表作品绝不是个简单的事情，稿子被一篇篇地退了回来。1978年对我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我的第一篇用铅字发表的作品就刊登在这一年的《新华日报》上，记得题目叫《家庭新话》，稿费是7元钱，拿到手高兴了一个多月，我感到无比振奋。

　　恢复高考后同辈人上大学时，我在一家文学杂志做编辑。6年后，一部军旅中篇小说《军歌》获得了全国中篇小说奖，我被调入江苏省作协，开始了专业作家的生涯。这期间，我是一名名副其实的青年作家，没有多少人生经历和阅历，所以我选择了以近现代历史作为自己的创作方向。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特别是时代的变革，我的创作开始了转向，以1996年《人间正道》的创作为标志，就是从这部长篇小说开始，我走出了书斋，开始面对时代和社会。

　　-文艺周刊：作为作家，您的“头衔”可能比别的作家多一些，“政治作家”“反腐作家”，您认同这些“标签”吗？

　　周梅森：其实作家就是作家，没有什么“工人作家”“农民作家”，也没有什么“政治作家”“反腐作家”。就我而言，我是一个对现实政治社会生活和时代变迁极为敏感的人，我天生具有创作这类文学作品的热情。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全国各地先后进入水电路基础大建设，我发现了许多有意思的人和事，比如当时的徐州市领导和徐州的大建设。这些人和事进入了《人间正道》，还引起了对号入座的风波。这之后形成了我文学生涯的第二个高潮期，我陆续创作了《中国制造》《绝对权力》《国家公诉》等一批反映当代社会政治生活的小说，这些小说都被我自己改成了电视连续剧，有些电视剧甚至是我个人投资拍摄出品的，比如《国家公诉》《我主沉浮》。

　　-文艺周刊：您的经历非常丰富，身份很多，光环也很多。您如何平衡不同身份之间的关系，如何平衡社会角色与创作者角色之间的关系？

　　周梅森：没错，我是个入世很深的作家，生逢变革时代，人生的机会总是不时地出现在我眼前，这些机会是那么诱人，我总是身不由己置身于其间。但不论做什么，也不论成功还是失败，我总不会忘记我是作家，成功和失败的经历都会成为我创作的宝贵素材。比如说《人民的名义》和《人民的财产》，就是在我经历了人生最大一场失败后收获的成果，这场失败一度几乎让我倾家荡产，让我发现了在平和日子里无法发现的许多秘密。也正因为我一直处在生活的激流中，在社会变革的现场，所以，我的小说和电视剧才会充满人间的烟火味。但无论人生如何起伏，“练好内功，勤奋写作，不失底线”，这是身为作家的操守。

　　谈“爆款”作品：

　　它是文学艺术面对真相的奇迹

　　-文艺周刊：《人民的名义》在去年成了街谈巷议的“爆款”，更创下国产电视剧收视纪录。现在回过头来看，作品引发轰动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周梅森：这部作品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在此之前，类似《人民的名义》的作品，我起码还有两部，一部《绝对权力》，一部《国家公诉》，都是涉案反腐的内容，虽然播出后反响强烈，收视率很高，但都没达到这种家喻户晓、老少通吃的地步。我想除了小说和剧作本身的魅力外，也许还和国家的时政大局有关，《人民的名义》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老百姓对反腐倡廉的支持关注，可以说，它所创造的市场奇迹，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学艺术面对真相的奇迹。我觉得一个作家应该有勇气面对我们当代的社会生活，如果一个作家只对口号负责，只对金钱负责，那么他是写不好作品的。

　　-文艺周刊：您如何看《人民的名义》的社会影响？

　　周梅森：《人民的名义》是部现象级作品，出版后以英、法、日、俄、阿拉伯等23种语言输出海外，不论是小说还是电视剧的影响，都让某些叶公好龙的人士颇为纠结。十八大以来的反腐有力地震慑了腐败现象和腐败官员，但也出现了一种“官不聊生”的说法，甚至有人认为反腐影响了经济，觉得反腐可以松一松了。在这些人看来，反腐有负作用，反腐作品也有负作用，都得适可而止。不过，我的看法恰恰相反，《人民的名义》大受欢迎就是证明。常识就是常识，它不会因为某些叶公好龙人士和一些抵触人物的抵制而改变。在这里我也要公道地说一句：各级有关部门对这部作品——不论是小说，还是电视剧，都是充分肯定和支持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被最高检荣记集体一等功。

　　-文艺周刊：很多观众认为剧中郑西坡、“黄毛”比较出戏，您认为呢，他们的出现有什么意义？

　　周梅森：是有一些人说这部剧太水了，很多情节都与反腐没关系，特别是郑西坡和儿子“黄毛”，甚至是一些情感戏，认为这东西不必要。我不这么看，《人民的名义》不是一部简单的反腐剧，也不能简单归入为我以前写过的那些小说类型，不妨把它看作是一部反映当下中国社会生态的小说。有评论认为，它是一幅当代的《清明上河图》，我比较认同这种说法。我也在努力通过这部作品，折射出我对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生态的思索，它呈现出的是一个真实的大中国的方方面面，从这个角度理解，你就知道各个角色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当然，在艺术呈现上我也在检讨反思，而且在新作《人民的财产》中进行了调整，相信《人民的财产》会让年轻观众更满意一些。

　　-文艺周刊：在您塑造的众多人物中，京州市委书记李达康无疑是目前最受欢迎的一个，您本人以前也曾有过挂职市政府副秘书长的经历，那么您是如何看待现实生活中的“达康书记”们的？

　　周梅森：李达康是很可爱的干部，但他们这种干部的毛病就是不习惯也不愿意受监督，这是个大问题，将来他会不会也“倒下”？如果有下一部，就有可能。小说里是留下他的悬念的，其他人都没有。侯亮平抓完贪官回北京去了，人物的故事线索都断了，只有李达康线索没断。要是做下一部，肯定要以他为主角写他的故事。

　　谈创作理念：

　　努力写出时代的深刻本质

　　-文艺周刊：您除了写小说之外，还有一个身份是编剧，而且您做编剧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现在有一种说法，是影视剧在推动小说的发展，您作为“跨界”的成功者，如何看待小说与影视的关系，您认为是谁在推动谁？

　　周梅森：小说和影视相互推动。没有小说作为基础，影视就没有根底，起码对我来说是这样，我总是先写小说，再改影视，就像按图纸盖房子。而影视呢，反过来又助力小说的市场推广。没有电视剧的推动，我的小说不可能卖这么多。最夸张的是《人民的名义》竟然一天销售十万册，十天之内销售了一百万册。

　　-文艺周刊：现在总说缺少好编剧,，您认为是因为人才太少，还是编剧话语权太小?

　　周梅森：只能说真正负责任的好编剧太少了，甚至少到了和我们这个泱泱大国的影视生态不匹配的程度，就其编剧的综合成熟度来看，和我们的近邻韩国、日本都有相当距离。中国影视的编剧通常是成名编剧挂名组织，一帮年轻枪手写，像我这样63岁还在一个字一个字写的编剧，已经屈指可数了！试想一下，对大批以打工挣钱为目的的团体编剧项目，出品方能给他们话语权吗？我则不同，始终是有话语权的！我的电视剧差不多都是剧本写完后，再和出品方谈合作。一家谈不拢就再换一家，和大家都谈不拢，那我就自己拍摄，自己出品，我从《国家公诉》开始就已经这么做了，所以我有话语权。这是因为我从来就不是任何投资方和出品方的雇员，不是为他们打工，从他们手上挣钱的，我是他们的平等的合作者，我是拿着一个个负责任的项目和他们合作。就像我拥有一块黄金宝地，让投资方来盖房子，一起合作共赢。正因为如此，我的艺术理想才得以在作品中实现。当然，这不具备普遍意义，我们不能要求每个编剧都有这种操盘能力。

　　-文艺周刊：您可否结合您的经历，谈谈自己的创作理念？

　　周梅森：我要求自己的作品努力写出一个时代的深刻本质，面对社会真相，既不夸张，也不回避，从各级官员到底层百姓，塑造出一个个让读者和观众喜欢的人物形象，让笔下这些人物构成一幅当今社会的《清明上河图》，向世人和世界展现当代中国。就是要以文学的名义对政治社会生活的规律和时代的精神进行回应，以深刻理性的文学力量表达一种对历史必然性的认识。我认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应该对社会进程中出现的重大社会问题和矛盾给予深刻揭示，一定要有勇气面对真相，守住良知和道德底线。一个好作家不仅需要有悲悯天下的人文精神，也需要高于生活的理想精神和批判精神。

　　-文艺周刊：《人民的名义》姊妹篇《人民的财产》也正在紧张制作中，可否介绍一下这部新作品的看点和亮点，以及它的现实意义。

　　周梅森：《人民的财产》顾名思义就是讲和财产有关的故事，故事仍然发生在汉东省京州市这一虚构的省市。从一个大型国企八十年的成长奋斗历史，到八十天倒计时发生的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故事，从历史到现实，从国企到民企，从官场高层到民间，人物众多，内容丰富。在这部作品里，历史和现实交织，忠诚与背叛交集，一个个典型人物的人性得到了充分挖掘，容量相当于一般四五部电视剧的内容。该剧正在南京拍摄，导演、制作团队和老中青三代演员都很优秀，相信不会让观众失望。别的不能多说了，出品方让保密，不能剧透。至于意义，我想，人们也许会通过这部全景式的影视作品，深入了解一下转型期中国经济和政治社会状况，进一步认识现实主义影视作品应该是什么样子吧？

　　交汇点记者 徐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