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史研究，是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史学研究的重要新兴领域。仅以关于中国的城市史研究而言，包括北京、上海、成都、武汉等在内的中国主要城市，海外都有重要的研究作品问世。罗威廉的汉口研究、王笛的成都研究、韩书瑞的北京研究，裴宜理、卢汉超、李欧梵等学者的上海研究，其相关作品都已经引入中国出版，并且取得了不错的反响。这些中国城市史研究作品，区别于中国传统的地方志，大多广泛采用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在内的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在兼具理论深度与可读性的状况下，从容展开对于中国城市发展变迁史的研究。这样一大批代表西方史学最新研究潮流与趋势的城市史研究作品的引入，自然而然也会潜移默化地对中国传统的地方志编纂产生重要影响。2019年下半年以来，北京出版社出版的两卷本《北京城市影像志》、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上海1949》和《1949·影像上海》，正是在这一影响之下产生的重要作品。尽管这些作品都是作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献礼读物面世，但其全新的体例与编纂方式，必将会对日后中国城市史和地方志的写作产生示范效应。

　　“图像证史”时代里的史料范畴

　　跟上述城市史研究作品不同，《北京城市影像志》和《1949·影像上海》的内容，其最大的特色就在于主体呈现内容是一张张珍贵的历史照片，这跟传统地方志内容大多以文字为主产生了重要区分。不能不说，将图像作为重要一手史料，应该是受到彼得·伯克等西方学者“图像证史”观念的影响。需要说明的是，在网络化、电子化技术已经几乎深入世界每一个角落的当下，不只图像可以作为史料，视频影像资料、聊天记录、个人自媒体平台记录等，都可以作为史料的一部分。在这两本书问世之前，央视科教频道早就启动和播出了以纪录片形式展现中国2000多个县的历史的《中国影像方志》节目。无论是《北京城市影像志》和《1949·影像上海》里的“以图证史”，还是《中国影像方志》节目的“以视频影像证史”，都是对于传统方志写作方式的重大突破，也标志着当下史学对于史料界定的最新理解，值得关注。

　　在编排体系上，《1949·影像上海》近乎一本纯粹的历史照片集，其中每张历史照片所配的文字说明，更多只是简单说明照片的内容，因而本书在形式上更接近于以图像为形式的一手史料。当然，仔细玩味这些历史照片透露出来的信息，能够对于当时的社会政治氛围有直接而形象的感悟。比如本书中，集体合影的照片占据了相当多的比例。无论是这些照片本身主题的集体性，还是编撰者集中选择这些集体照片的倾向性用意，都可以看出以1949年为节点的上海城市的主流文化。

　　与《1949·影像上海》相比，《北京城市影像志》在编排体系上则介于一手史料与二手研究阐释之间，因而就有了超出单纯的“图像证史”的更丰富考量。全书由“北京映像”“北京故事”“北京纪事”这样三个有机关联的部分组成。其中“北京映像”部分正是以上述珍贵的历史照片为主体，每张照片仅仅配上简单的说明文字，以时间为序排列；而“北京故事”部分则相当于一个个重点的专题，聚焦于北京社会生活当中的一些重要历史瞬间，采取历史照片与详细叙述和解读文字相结合的方式，展现这些历史瞬间的丰富面向；而最后一部分“北京纪事”，则是同样以时间为序的北京社会生活大事记。这样点面结合、各有侧重的三部分编排体系，无疑也是本书对于城市史和地方志写作的又一创新。其中，第二部分“北京故事”中的文字，是由照片拍摄者撰写的关于照片拍摄过程的回忆性记录，以及他们对于北京社会生活变迁的真切感悟。而围绕这些富于史料性的照片和回忆文字，相关史学研究者完全可以进行更加丰富多元的解读、研究和阐发。由此，本书从“图像证史”到“图文互见证史”再到最后的“精要文字证史”，如此的有机组合，让这样一部砖头一般的皇皇作品，具有沉甸甸的史料价值和珍藏价值。无论是对北京和新中国社会文化生活变迁感兴趣的研究者和爱好者，还是生活在北京这座城市里的普通市民，相信都能从这本书里找到各自相应的收获、感动与乐趣。

　　城市史与社会史具有天然关联

　　就城市史研究而言，以王笛的《茶馆》、罗威廉的《汉口》、卢汉超的《霓虹灯下》、裴宜理的《上海罢工》等经典研究作品为例，他们或讨论“茶馆”这样的城市公共空间里市民生活的状态，或讨论城市中下层平民的工作生活状况，或聚焦于工人这样特定的城市群体，展现他们的奋起抗争——也就是说，城市史研究几乎天然地具有社会史的研究倾向，跟传统政治史研究产生区分和对立。

　　尽管《北京城市影像志》和《1949·影像上海》更接近于一手史料，但在展现视角与路数上，同样体现出社会史的倾向，这从《北京城市影像志》一书的副标题“新中国成立70年北京百姓生活变迁史”就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70年”固然是一个宏大的时代政治背景，但本书的最终落脚点，却是北京百姓生活的变迁史。本书收入的历史照片，不乏刘香成等世界知名摄影师的作品。这些照片如果出现在摄影师各自的作品集当中，或许更多体现的是其美学效应；而当它们以时间为序，在百姓生活变迁的统一视角下，被编排在这本书当中时，这些照片组合而成的北京社会生活和社会文化变迁脉络，就变得清晰可见。更为重要的是，这70年里北京一直是新中国的首都，那么本书通过历史照片记录的北京社会生活与社会文化变迁，很大程度上也通过首都的辐射效应，成为新中国70年间社会文化生活变迁的一个重要窗口和缩影，其价值不言而喻。

　　相比而言，《1949·影像上海》虽然聚焦于上海解放这一年的时间节点，但其呈现主体，同样是军人、教师、学生、艺术家、工商阶层等在上海工作生活的普通人。在书中，编者更是将这种社会史倾向的编撰意图和盘托出：“这本画册，选择民间的史料，尝试以一种碎片化的方式……呈现1949年上海这座城市的不同状态。”而《上海1949》尽管是一本以日记这样的文字史料为主体的书籍，但这些日记的作者大多并非知名人士，而同样是以上海各行各业的普通人为主，“既有当年随军南下接管上海者的回忆，也有地下党在上海迎接解放的回忆，还有普通百姓的回忆以及1949年离开上海者的回忆”（引自本书“编者的话”）。编者选择样本时的多样性和普通人属性，使得本书能够在最大的程度上，呈现1949年上海解放这一巨变对这座城市社会文化生活带来的影响。

　　《北京城市影像志》这本书涵盖的是新中国70年的长时段历程，因而在编排体系上不同于《1949·影像上海》和《上海1949》这两本书的简单线性呈现方式。本书分为上下两卷，其时间划分正是以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界，将新中国的70年分为前30年和后40年这样两个明显不同、但又有着彼此顺承关系的两个阶段。翻看书中收录的历史照片，也能够明显感受到这两个阶段北京社会生活的不同面貌。一个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在前30年里，北京社会生活的政治化色彩是比较浓厚的，而到了后40年，北京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受到政治的影响日益减少，商业、文化等要素开始逐渐对北京的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苹果专卖店里的汹涌人群、时装表演中的火爆与热闹、颐和园里各得其乐的中外游客，都是这种社会生活变迁的直观体现。当然，政治对于北京社会生活的影响，只是减弱，并没有消失。新中国成立60周年阅兵仪式上的欢笑人群、天安门广场上疯狂庆祝中国国家足球队闯进世界杯的市民，以及北京奥运会给每一位北京市民带来的自豪与激越，都充分体现了爱国主义等主流政治话语在北京社会生活当中具有的显著影响力。这种社会生活从全面政治化到多元化面向的变迁，正是北京乃至中国日益发展和开放的重要体现。

　　关注视角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在过往的城市史研究论著当中，李欧梵先生的《上海摩登》一书，具有范式层面的开创性意义。首先，它将关注视角放在知识人和中等以上阶层，并认为由这一群体构建而成的摩登、现代、华丽的都市文化，是民国时期上海文化的核心要义；其次，正是由于李欧梵强调上海之于中国现代性的特殊地位与重要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承认了上海相对于当时广阔层面上的乡土中国的特殊性与相对割裂。而在《上海摩登》之后问世的相关城市史研究论著，或多或少都受到了这两方面观点的影响。

　　而旅美华人学者卢汉超的《霓虹灯外》一书，在以上两个层面都体现出与《上海摩登》范式迥异的视角与面向。就第一个层面而言，卢汉超放弃了众多城市史研究论著关注的中上阶层视角，而将研究对象聚焦于上海的中下层平民。从人口比例上来说，后者其实才是上海居民的主体。这样的关注对象选择，赋予了本书更强的社会性与大众性。而与此相对应的是，不同于过往上海研究论著大多强调上海的特殊性，以及与乡土中国割裂的观点，《霓虹灯外》着重展现了上海平民阶层与广大乡村的紧密联系，以及在城市化、西化和现代化的三重主题下，对中国传统的坚守与顺承。

　　相比之下，《北京城市影像志》《1949·影 像 上 海》《上海1949》这三本新近出版的书籍，更多遵循的都是《霓虹灯外》一书的范式，即关注城市里普通人的生活，以展现普通人生活方式的变迁，来映照北京、上海这样的中国代表性城市的变迁，进而从一个侧面展现中国社会文化生活的演化变迁。而放在一个更大的范畴来看，近年来国内涌现出一批记录工人群体历史和当今生活状态的作品，诸如上海作家管新生回忆自己在上海第一座工人新村里的生活的非虚构作品《工人新村》（中国工人出版社）、同济大学学者杨辰研究上海工人新村变迁史的学术著作《从模范社区到纪念地》（同济大学出版社），甚至也包括吕途近年来推出的“中国新工人”三部曲（三联书店、法律出版社）。这些作品组合在一起，标志着以关注工人、农民、普通市民为特点的《霓虹灯外》范式声音的逐步壮大与扩散，对于我们国家的城市史研究来说，这是一种可喜且可敬的变化。（许金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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