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是战国时期法家的集大成之作，它的作者韩非是战国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是韩国的公子，曾多次上书韩国国王，主张变法图强，但未被采纳。他在失望之余，退而著书立说，写下了十余万言的著作。秦王嬴政读了其中的几篇文章后，大加赞赏，发出了“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的感叹。

　　《韩非子》一书的内容极为丰富，用今天的话说，有关国家统治、社会治理、团队管理、人际关系等，应有尽有，堪称一部资政宝典。特别是，其中关于帝王统治术的内容，可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相媲美。

　　它对后世的影响更是多方面的，一些耳熟能详的成语，如自相矛盾、滥竽充数、拔苗助长、守株待兔等，都出自《韩非子》。近来，有人甚至提出：《人民的名义》一剧中反贪人员侯亮平等人所具有的特质，在《韩非子》中就已写明，即“必远见而明察”“必强毅而劲直”。

　　《韩非子》一书的核心思想是倡导“依法治国”，认为“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在韩非看来，法的基本内容无非是刑、赏两个方面，这是治国的“二柄”。但二者不是同等的，而要以刑为主、以赏为辅。为此，他还讲了这样一个故事：鲁国人烧荒时引发大火，眼看大火要烧到都城了，可百姓都去捉那些因逃避大火而四处乱窜的野兽，没人去救火。鲁哀公把孔子找来想办法。孔子说：那些去捉野兽的人有利可图，也不会受罚；而救火无利可图，还有危险，当然没人肯去救火了。如果重赏那些去救火的人，国库的钱全部做奖金都不够。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罚。于是，孔子下令：不救火的人比照临阵投敌罪处罚，捉野兽的人比照私入禁地罪处罚。结果，命令还没传达到各地，大火就已经被扑灭了，而国库一分钱都没花。

　　显然，这种以刑、赏为内容的法治观，是为了“信赏以尽能，必罚以禁邪”。而为了确保这一目标的实现，《韩非子》还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例如，立法应当明确统一。“明主之法必详其事”，不能含糊不清，更不能自相矛盾。又如，实施法律应当基于人情。这是因为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故实行法治应当基于这一点，“明赏设利以劝之，严刑重罚以禁之”。再如，执法应当公正严明。《韩非子》中明确提出“法不阿贵”的主张，要求“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些话在今天看来，依然可以找到闪光点。

　　当然，《韩非子》法治主张的本质，是把法作为维护君主独裁专制的工具。但奸臣蒙骗君主的手段是多样的，仅仅靠法还不足以防范。为了防范君主大权旁落，《韩非子》可谓煞费苦心，提出了法、术、势相结合的主张。法是法律，术是权术，势是权势。君主独裁，要靠“势”的支撑、“法”的维持，更要靠“术”来实施。法依势立，势因术行，由此把君主独裁专制的统治艺术推向了极致。

　　当然，如果仅仅从法治实施的角度而言，这种法、术、势相结合的主张，指出了法治实施的基本方式和路径：法律必须公正严明，但仅有法是不够的；法要得到切实有效的贯彻执行，必须依靠势和术。这里面，势表现为一种法治的权威。只有树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才能真正推行法治。术表现为法治实施的手段和路径。势要靠术来加强和维持；同样，法也要靠术才能得以有效实施。术的核心是“循名责实”，即根据法定职责和义务作为判定行为是否合法的依据。

　　总之，虽然《韩非子》是一门“帝王学说”，但如果抛开其中的糟粕，还是充满智慧的。其中的一些经验和教训，对于当下的治国理政也有启发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