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中国经济区域进行区域对比时，可以参照的界线有很多。

比如胡焕庸线，一头连接黑龙江省的瑷珲，一头连接云南省腾冲，它成为中国人口和经济总量的分割线，线东南方36%的面积聚集了96%人口。更通俗的则是东中西部的划分，在谈论中国的地区发展差距时，常见的对比维度也是东部和中西部。

不过近几年来，陆续有观察者指出了南北分化的趋势。2017年两会时，李总理也曾提出，中国经济走势分化的情况从“东西差距”变成了以黄河为界的“南北差距”。

日前随着31省市公布2018年的经济数据，增速层面“南快北慢”的局面再次凸显。重工业基地东北依旧没能走出困境，山西、内蒙古等传统资源型省份，面临着巨大的转型压力。

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经济重心将加速南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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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的经济数据来看，南方省份的表现的确明显优于北方。

比如增速前十名的省份，只有陕西是北方省份；增速排名垫底的五个省份，分别是天津、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和辽宁，全部都位于北方。

事实上这种“南快北慢”的局面，已经持续了好几年。比如，2013年至2017年这五年间，北方地区的GDP年均增速是7.3%，南方则是8.5%；论人均数据，2017年北方的人均GDP只有南方的87%左右。

论头部省份数据，这几年全国经济增速前三名，都被贵州、重庆、西藏、云南等地占据，内蒙古和天津两个2013年前经济增速冠军的常客，再没有在榜单前三出现过。

南北分化的加剧，更直接的体现在城市群、重点省份和重点城市的对比上。

三大核心城市群本来就有两个在南方，京津冀城市群近几年又出现了活力下降的趋势，经济总量的全国占比从2014年的10.4%，下降到2018年的9.45%。不久前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显示，京津冀的流动人口增速放缓，留居意愿降低。

重点省份如山东和江苏，前者虽然贵为经济第三大省，但存在感一向很低，和江苏的经济总量差距，从2013年的4477亿扩大到2018年的16126万亿。与此同时，河北已经先后被四川、湖北、湖南反超，东北辽宁则从2013年的全国第七位，掉到了十四位左右。

如果将视线拉长到改革开放以来，北方的一些重点城市，无疑会相当失落。

1978年，经济十强城市中，北方有北京、天津、沈阳、大连、哈尔滨、青岛6座城市；经济二十强中，北方城市则占据11个席位，和经济总量一样，头部城市南北分布相对均衡。

不过四十年之后风云突变，区域经济的领跑者大部分都变成了南方城市。

2018年，经济十强城市中北方只剩下北京和天津，二十强则只剩下北京、天津、青岛、郑州4个。那些曾经出现在二十强榜单上的鞍山、唐山、大庆等资源城市，早就淡出了视线。

其实不只是经济，财政收入和人口机械增长率，同样是南快于北的格局。2018年南北地区的表现差异，并非偶然的结果。其实在2013年全国经济开始转型降速后，南北差异逐渐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势态，说中国经济中心正在加速南移，这个判断大体不算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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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区域经济格局的因素有很多，非市场的因素，比如六七十年代的三线建设，大规模的工业从沿海向内陆迁移，经济重心也一度向内地位移。

依靠行政之手，对全球贸易时代经济朝沿海地带聚集的规律进行扭转的尝试，改革开放后更具代表性地体现为西部大开发。这些的确导致了东西差异的缩小。南北分化的出现，则显示出市场力量强大的一面。

中国的北方地区，在上世纪90年代前，地缘优势相当明显。像一些苏联援建项目，基本都集中在黑吉辽以及陕西、山西等地。

北方的工业基础，不仅体现在区位上，更体现在资源储量上，如煤矿大省山西和内蒙古。直到目前为止，中国的钢材产量，接近六成的在北方，北方有色金属产量占比，甚至接近七成。

中国的工业化起步，基本上也是靠这些地区的拉动。改革开放时的东北，一度是中国城镇化率最高的地区；鞍山、大庆等钢铁、石油城市的兴起，则形成了另一个特色。

但资源依赖性的重化工经济模式，在工业化初期能起到打基础的功能，一旦走过了这个历史阶段，结构老化、产能过剩、环境污染等问题会日益凸显。

2008年能源价格下跌，资源型省份普遍陷入困境，山西的增速从前一年的15.9%，骤降到8.5%，几近腰斩。那些依旧坚挺的北方资源型省份，如内蒙古，哪怕此后依旧维持着两位数的增长，但在2013年中国经济进入下行通道的关口，同样陷入了低迷。

道理很简单，资源要素和投资驱动的重工业模式，本就不可持续。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北方地区上个世纪的经济发展，掺杂了太多非市场的因素。

典型如东北，国营经济一统天下，民营经济发育不足。市场缺少活力，行政干预太多，以至于有“投资不过山海关”的说法。

京津冀城市群，由于北京政策特供的身份，同样显示出一种等级森严的秩序结构，内部的虹吸效应突出，这也是其人口活力低于长、珠三角的重要原因。

就连上海这种长三角地区看起来很北方的南方城市，都一度面临国企占比过重的问题。商业意识、市场精神的不足，随着中国深度嵌入全球贸易分工版图，负面效果会逐渐放大。

在北方地区陷入产业老化的困境时，商业底蕴本就更足的南方地区，在改革开放后，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

比如经济特区全都在南方，深圳一出生就风华正茂，珠三角则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成为中国流动人口的大本营。

很快，放开手脚的珠三角地区，依赖三来一补的外向型经济，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相对于尾大不掉的国企，更灵活的体制，让江浙的民营经济和乡镇企业快速发展。县域经济发达的江苏，昆山一个县的GDP，要超过西部的内部省会，经济活力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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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上，可以说南北分化是传统重工业和现代制造业差别的体现，也是僵化的国企机制和民营经济、市场活力的体现。

这种差别，在改革开放之后，并没有立即呈现。等到最近十年，全球资源价格的下跌，中国开始升级换挡，淘汰落后产能、加强生态治理，北方的重工业模式，才出现系统性危机。

一些城市则出现了资源枯竭，有沦为“铁锈地带”的危险。像鄂尔多斯，有着一线城市的人均GDP，但却一度是没有人气的鬼城。

鄂尔多斯的困境相当典型——传统能源产业和重化工业，能产生大量GDP，但由于产业链太短，且远离终端的消费市场，无法藏富于民。

山东的人均GDP，比经济总量更小的浙江低接近两万元，也和这种产业结构息息相关。珠三角跨城的广佛线地铁线；长三角地铁二维码异地互认，类似一体化的创新手段，最先出现在南方，同样反映出相对开放的一面。

当然相对更传统守成的北方，未必会一成不变。区域经济的发展，永远在不停变动，眼下的南北分化、重心南移，只能说是阶段性的规律。

像东北辽宁，近两年的增速有缓慢上升的势态。而在不少人看来，沈阳获得第十个国家中心城市的概率不小，这些都会形成加持效果。东北如果能适当回暖，对北方追赶南方自然会有积极作用。

只不过北方重点省份和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的过渡期，不会那么快。同时一些其他因素也不容忽视，比如老龄化问题。之前用南方的养老金救东北的话题，引发广泛的讨论，它正好说明年轻人口大量外流后，老龄化东北在产业转型上的巨大压力。

考虑到近几年北方的人口机械增长率，都是南方高于北方；京津冀相对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对年轻人口的新引力，也呈现出下降趋势，而后者过去一年又有进博会、科创板和大湾区等政策礼包的支持，未来的南北分化，无疑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需要指出的是，在南北分化维持的同时，东西差距缩小的格局，或将在不远的将来又被扭转过来。

这是因为，云贵为代表的中西部的内陆省份，过去一段时间靠着内迁的产业，以及大体量的铁公基投资，快速工业化，经济增速领跑全国。

但这种投资拉动型的模式，一方面很容易面临着基建到顶的天花板，另一方面，债务风险不可小视。

近两年来，西部省份整体都出现了降速的局面。前两年的增速前三甲重庆，去年甚至跌到平均线以下。这也说明，一路狂奔的中西部，正逐渐迎来相对困难的局面，增速回归到东部地区的常态水准，是迟早的事。

随着东部地区换挡升级的逐渐完成，东西部之间的发展差距，不排除重新拉大的可能，形成另一种传统和现代的产业差别。所以，在不远的将来，我们也许将会看到东西、南北分化并存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