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里是一个村。这样的村庄，在中国千千万万。在潮汕平原，这样的村庄在过去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在今天，它却吸引了众多作家的眼光，纷纷来到这个临近韩江出海口的村落，书写潮汕，品读文里。这其中究竟有什么魅力？有哪些奥妙？

　　答案其实很简单，这就是文化。是文化的力量和魅力，将这些作家吸引到文里。这里的文化，不仅仅体现于一条几千人的村里，就有36座祠堂，村里有图书馆，展览厅，有非遗项目英歌舞队、鲤鱼舞队、潮乐队等；这里的文化，还凝聚于遍布文里的各个家族祠堂、家庙以及庭院，盘桓于各家门顶上的牌匾、屋前屋后的石鼓与拴马桩，流淌于一条条麻石铺成的古巷，更渗透进所有文里人的血脉和道德规范、行为方式中。正是这交织着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既重内容又重形式，既守规矩又一切皆成方圆的文里文化，令作家们兴奋莫名，眼界大开。于是，有了一本叫《煮酒文里》散文集，有对文里文化形态各种各样的感悟和展示。

　　郭小东是潮汕人，近期又有系列潮汕家族长篇小说问世，故他对文里的文化体味尤深：“文里的传统，没有被时间冲淡，祠堂、家庙以及各种各样的古老遗存，维护并制约着现代化的速率。尽管它已不可能是一片纯粹的净土，但是，它毕竟有过沉厚的传统因袭，乡土中国礼治的习惯和神明的残迹”(《煮酒文里·序》)。

　　温远辉的《秋到文里》，以富于诗性、柔和中有力度和情感温度的文字，侧重写文里村一条叫藤巷的古巷。这条修建于南宋理宗年间的古巷已有800多年的历史。它既是一个传说、一个象征，更像一条时光隧道，连接着历史、现在和未来。因此，徜徉在古巷里，沐浴着秋天的夕阳余晖，抚摸着留有沧桑刻痕的土墙，作者自然心生感慨、浮想联翩，联想到古村的前世和今生。是的，这就是在寂静中与历史对话，在文化的厚重中品味童年的记忆和乡愁的美好。

　　肖建国不同于温远辉。他的落笔点不是古巷，而是祠堂。祠堂遍布潮汕平原的各个村落，它是权威、神秘与法度的象征。但令人想不到的是，在文里村，竟然有36座祠堂。这不但在潮汕，在全国恐怕都极少见。肖建国不愧为写小说的行家里手。他不但细致描写了遍布文里的各个祠堂的外部环境，内部的结构与格局，更是以小说家的笔致，挖掘出了埋藏于祠堂背后的各种历史和故事，其间还穿插进大量的生活细节。在自然朴实娓娓道来中让人见证了历史的沧桑。

　　田瑛的写法有点“取巧”。他的取景点是人的表情。他从村书记谢秋强宽厚的脸上那招牌式的微笑，从文里无论男女老少柔和的“面部肌肉的线条”，“亲切而友善”的眼神，以及逢客“无一例外概笑脸相迎，必先敬烟，再端茶”。正是从这些自然而然、发自内心的民间礼仪，田瑛看到了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的浸润，并以小见大，从“文里之斑”进而窥见整个“潮汕之貌”。

　　与田瑛的以“点”见“面”相比，艾云则是“全景式”的书写。4.5万字的一篇散文，足见她写作的认真，思考的深入。在这篇名为《乡村启示录》的散文中，艾云以她一以贯之的诗性笔致和人性追问，从南宋时期文里谢姓的先祖、时任潮州路总管谢壶山和君和公主写起。当然，艾云关注的目光还是现代，是中国乡村的生态环境问题，见证文明教化的力量对于匡正世道人心的作用。

　　东方莎莎的写作似乎总离不开香水。所以到文里采风时也忘不了带上一瓶纳西素女香。而当她被香气裹挟着来到文里，端的是温柔婉曲，满纸留香。而且，这牡丹香气居然“飞上文里古老的建筑房梁上，去与象征‘德者富贵’的牡丹花拥抱去了”。这是作家的幻想，却也是现实的映衬。

　　《煮酒文里》中黄国钦、谢秋强、李煜群的散文也各有千秋，值得一读。黄国钦的《千秋文里，好汉放歌》，柔软温情中见出豪迈。谢秋强虽是文里村的领头人，但写起散文来，其情感、意境和优雅丝毫不逊色于作家。李煜群是潮州本土散文家，他对乡村文化自有一份坚守的执著和独到的理解。值得一提的是本书还收进了张建渝、伊始和黄国钦关于“当下的文学怎么抒写乡村”的对话，对话中不乏精彩的见解。

　　文里是一个现代化程度相当高的乡村，也是一个特色鲜明、文化积淀深厚的乡村。文里对于中国新农村的建设无疑有着多方面的启示意义。比如如何重新认识乡绅和“老人堂”在稳定乡村秩序中的作用，如何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等等。而对我来说，我感悟到文化是一种气质，这种气质深深植根于传统文化的沃土中，又与当下的现实生活紧密相连。如果中国的乡村都像文里这样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气质，那么，它就可以拥有青山绿水和梦想，乘着乡愁的现代化航船，在时代的大江大浪中淡定自如地行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