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2日上午，山东省省长李干杰与媒体召开见面会，针对前段时间山东遭遇到一些“负面舆情”，李干杰明确表示，负面舆情是监督、是促进，有利于发现不足、改进工作，并重申公开透明的价值，“大事瞒不住、小事不用瞒；大事躲不开、小事不用躲”。

一则还算常规的地方政务动态，第一时间在社交平台引发热议，足见近段时间以来“山东遭遇负面舆情”的相关热度与影响力。姑且先不论如何面对所谓“负面舆情”的具体态度，地方行政主官主动约见媒体，并选择以不回避的态度谈及近来多个涉鲁舆论热点，首先就实践和示范了其如何直面舆论的正确姿势。

毋庸讳言，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的“合村并居”争议，与几乎层出不穷的冒名顶替风波，作为舆论热点或将随着公众关注度的转移而淡去，但涉事地方在相关问题上第一时间的处理方式、表态站位，应当说很能决定相关舆情的具体走向。

舆情客观上可能确实存在正负之别，但真正从地方建设、发展的角度去看，任何一种舆情都可以对地方发展起到正向的推动作用，正如李干杰所言，“正面舆情是鼓励、是鞭策，负面舆情是监督、是促进”。而所谓“负面舆情”是否有机会由负转正，也可能取决于涉事地方回应的速度、处理的具体措施。以冒名顶替上学事件为例，相关案件或许都难免牵扯众多，但从事发后的最终处理结果看，个案所涉基层治理的乱象被彻底查处、贪腐毒瘤被肃清，对重建公平公正的教育考试环境，为公职人员不滥用手中权力划出红线而言，都具有正向推动作用。

至于“负面舆情”对地方形象的负面影响，也有机会在短时间内得到彻底、有力的重塑。因个案查处换来地方权力运行状态的调整，也有可能做到让当地居民切实受惠，让公平透明的规则重新建立。

事实上，在山东多起“冒名顶替”事件中，地方有关部门对公职人员学历状况的全面排查，也早于个案的爆出而存在(甚至有冒名顶替者因组织的排查压力而“自曝”，选择私下“排雷”进而“点醒”受害人)。这也正说明，引发舆情的社会监督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更多是合力、督促与呼应。

社会问题的存在与否，不因舆情是否发生而决定，但问题的大小却很可能与地方化解纠纷的能力息息相关。在实践中那个“把问题摆出来”的过程，可能恰恰正是个案矛盾与关系被激化、情绪被继续点燃的关键环节，在客观上挤压着各方“坐下来，谈一谈”的空间。可以说，那些对待负面舆情以及监督的跋扈表现，很大程度是触碰到既得利益群体，必须对其彻底查处与遏制，是包括行政监督、社会监督在内从未动摇过的各方共识。

有关方面如何看待和应对舆论监督，其所展现的姿态、所采取的措施成为决定个案纠纷会不会“小事拖大，大事拖炸”的关键。“想没有负面舆情，基础和关键是把事做好”，而所谓“负面舆情”所揭示出的个案问题，可能不少都属于前期准备工作不到位、具体解决方案缺乏人性化的情况，属于那种“反复发生，完全不能接受和容忍”的问题，同样需要扎扎实实的直面和解决。

值得一提的是，在山东此番“合村并居”争议中，学术界对此不乏关注和介入，区别于传统的课题主导模式，学术界对“合村并居”问题的深入讨论，不少均缘于学者返乡的见闻感受与田野调查，这是尤其难能可贵的“问题意识”，对于地方施政措施的完善、纠偏与调整，提供了及时且必要的智力支持。为学术调研、媒体报道提供方便，而非设置障碍，在提出问题后不是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反驳，而能有“坐下来，谈一谈”的雅量与勇气，应当说表现出的不仅是就事论事的务实精神，更事关权力谦逊与治理转型。

舆论监督不是洪水猛兽，它是现代政治逻辑中再正常不过的“权力必须接受监督”的表现。权力与权利的常态化良性互动，可能就在于权力在“遭遇”监督时的每一次取态，在于不断的驯化与磨合。